论“两个尊重”
日期:2016/11/4
论“两个尊重”
——写在公司创建二十五周年之际
“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简称“两个尊重”）是我们韵升新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曾发表于2009年8月16日《韵升视野》的《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做一个受人们尊重的人》一文，作为本人全面地阐述韵升新企业文化开篇之作（与今天确立的公司核心价值观“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略有不同，这说明我们对企业文化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入）。今天，我再度对公司的核心价值观进行论述，以此作为阐述韵升新企业文化的阶段性小结。
七年以来，我在《韵升视野》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现细细想来，其实这些文章都是围绕着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在作展开，在内容上有些侧重于阐述“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有些侧重于阐述“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有的则对“两个尊重”都有所述及。
通过不断地阐述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我充分认识到，要想真正理解、了解韵升的新企业文化——无论是理解它的概念与内涵、还是理解它的特色与追求，皆在于理解和把握“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的这个核心价值观上。
今天专文论述“两个尊重”，将采用先辨析，后总括论述的写作方式。
一、为什么要提倡“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
我在《企业文化与中国梦》一文中提到：“现在很多企业喜欢讲‘企业文化’，但他们所理解的‘企业文化’不过是‘企业的文化’。也就是说，这里的叙事对象是企业，都是面向企业、讲企业应该如何做的文化，比如要‘客户第一’、比如要‘以人为本’等等。在提炼‘韵升新企业文化’的时候，我们认识到，企业文化不仅要给企业以行为指引，更要给员工以行为指引。换句话说，在企业文化的内容中，不仅要讲企业应该怎么做，也要讲员工应该怎么做。”
为此，我们在核心价值观中首先明确提出了对员工的要求，那就是“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这是我们韵升新企业文化的一个亮点与创新，因为我们首先是讲对“人”的要求。
首先讲对“人”的要求，这并不是我们的发明，它应该是企业经营的常识。
因为很多企业忘记了对“人”的要求，才使得我们韵升的这一立论似乎显得标新立异了。
中国人喜欢把做企业说成做生意。但根据发明“学习型组织”概念的彼得•圣吉教授的考证，“生意”在中文的最原始诠解，就是“生存”加“意义”——这就是说，“生意”当给人的生存以意义。
在最古老的瑞典语中，商业一词是narings liv，意思是“滋养生命”，它同样是强调商业本身就应该充满人性关怀，要给人以意义与价值。
这是因为企业不仅是产品的集合体，更是人的集合体；企业存在的意义不仅是提供产品，更是要培养人、造就人。用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的话说，“企业的目的是使人们做不寻常的事，这是检验卓越企业的标准”。
我曾在《2012年年度报告》中特别提到：“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企业必须承担起给干部员工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一种责任。事实上，给干部员工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其本身就是企业的天赋职责。我们众多的企业经营者整天忙于盈利，却忽略了这个更为本质、更为重要的职责。”
上述这段话还只讲了一半。事实上，企业不仅要给干部员工以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还应该给客户、供应商乃至整个社会与你相关联的人以意义与价值。
这是因为，企业经营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在与“人”打交道：对员工来说，我们是如何激励人；对客户来说，我们是如何吸引人；对供应商来说，我们是如何凝聚人……总之，是要让利益相关方都在我们企业这里能找到意义与价值。
其实，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人性，要关心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要去回应他们作为“人”的需求，甚至要去引领他们作为“人”的需求；要通过企业经营去引领人性的积极向上，去帮助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
这就意味着，企业经营必须首先回答你对“人”的理解。也就是说，任何企业必须在自己的理念、使命与核心价值观这些所谓“企业哲学”中，来回答你对“人”的理解——何谓“人”？何谓“正确的人”？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曾特别谈到：“经营管理是由人进行的。直接参与经营管理的是人，从业人员也是人，顾客以及所有的交易对象都是人。经营管理可以说是人类彼此之间，为人类幸福所共同进行的一种活动。因此，为了适当地进行经营管理，必须彻底了解：‘人是什么？’‘人具有什么特质？’”
深受松下幸之助影响的日本“经营之圣”、京瓷公司创始人稻盛和夫著有《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一书中，也提出了如下的理念：“我认为京瓷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京瓷经营判断的基准。不是‘作为京瓷，何谓正确’；更不是‘作为经营者的我，何谓正确’，而是‘作为人，何谓正确’”。
韵升新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对松下幸之助和稻盛和夫提出的这两个理念，以“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这样的一句话，从而作了清晰而坚定的回答。
短短一句话，蕴含着以下两个答案：第一，“何谓人？人是社会人”；第二，“何谓正确的人？作为人，当为社会创造价值，以至为社会所尊重，乃为正确”。
同时，我们还逐渐地认识到，“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这不仅是对这样两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对“做人如何才算有价值”、“人生如何才算有意义”乃至“如何才算是成功”、“如何才可以幸福”等等“人”所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为此，“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亚里士多德语），其价值，在于为社会、为他人创造价值，自己因此有价值；其幸福，在于通过使他人、使社会幸福，自己因此得幸福；其成功，在于让他人、让社会成功，自己因此获成功。
我从2010年3月31日发表《人生之旅，如何不虚此行》开始，陆续撰写了《成就卓越工程师的idea》、《论成功学》、《2012年年度报告》、《创业与创新》、《企业文化与中国梦》等文，不断对这个答案进行不同角度的阐述。
在《人生之旅：如何不虚此行》中写道：“‘与人玫瑰，手有余香’，只有为他人带来价值，自身才有存在的价值。也只有我们为社会创造了价值，我们才最终会‘被社会尊重’”。
在《成就卓越工程师的idea》中，我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话，“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然后指出，“这是爱因斯坦的价值观，也是我们韵升的价值观，我相信，它也应该是一个卓越工程师应该有的价值观”！
在《论成功学》中，我定义“何谓成功”时指出：“当今的‘成功学’之所以成为‘毒药’，恰恰就在于他们把‘名利’作为唯一的标准。我相信，一个人的成功在于他对社会产生积极和正面的影响，能够对社会的进步和文明产生一定的作用，这是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在《2012年年度报告》中，我又在论述“何谓幸福”时提出：“人生的意义只能来自于为社会、为他人创造价值。只有将自己的人生投身于这样的事业，方能被社会所尊重，也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对于“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这个核心价值观，我们越是琢磨，越会觉得它有着巨大的文化价值。
我们现在说到人所追求的价值时，或者说到作为人的需求时，往往都会引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五层次理论。
在这个需求五层次中，最低层次是生理需求，第二层是安全需求，第三层是感情需求，第四层是尊重需求，但作为最高层级的第五层是自我实现的需求。
为此，我们所提倡的“受社会尊重”似乎只属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第四层级，并不是最高层级；换句话说，我们所提倡的“受社会尊重”这个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成功观），似乎也并不是人类最高层次的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成功观），很多人因此可能认为，作为“人”，更应该是去追求“自我实现”这个看上去更高的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成功观）。
我们认为，“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恰恰是韵升新企业文化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或者说，它修正了“马斯洛需求五层次”，一个来自西方的人生价值理论。
我们越是深入去体会人生，越是会发现在东方，在中国，受尊重肯定比实现自我更有价值，更值得我们去追求，也更能让人觉得幸福。
这正是梁漱溟先生的观点：“中国文化的重心就放在人与人之间，个人认清自己的义务，以对方为重。西方人则大为不同。近代西洋人，我以八个字概括之——‘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而我中国是‘礼让为国’，是‘伦理本位’”。
我在《甲午两轮祭》一文中写道：
“事实上，传统的中华文化一直强调‘利他精神’、强调‘互以对方为重’的道德伦理。
从孟子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先贤们都是把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利益，来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现在的问题是，中华传统中这些好的东西逐渐被人们所遗忘，所抛弃。伴随着这样的过程，人性中善的一面逐渐消失，恶的一面逐渐上升；自私的一面逐渐增加，利他的一面逐渐减少。”
所以，韵升新企业文化推崇“受社会尊重”而不是“自我实现”，正是希望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中利他的那一面，摈弃受西方物质影响的自私的那一面。这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成功观）的具体体现。
复旦大学汪涌豪教授在《养志与乐生：中国人的幸福观》一文中所说，“西方有时也讲，只有国家好，个人才会好，但相对而言，中国人更愿意在群体认同中享受个人幸福，确是不争的事实。”
将马斯洛的有关人类需求层次顺序的颠倒，这不仅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有重大的文化意义。
梁漱溟先生说，“世界未来的前途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我相信，人类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不应该还是以物为先，而应该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先，以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安共处、友好地共同生活为先。世界的前途，寄托于中国文化，世界将转物支配人的社会为人支配物的社会。”
对于“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这个核心价值观，我们越是观察，越是发现它还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当今社会，会做生意的人很多，但明白“生意”的真谛的人不多。
当今社会，会办企业的人很多，但能明白经营企业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人性问题的却不多。
这种现象带来的后果是，许多企业积累了一些财富，老板们发了财，但是，他们无法受到社会的尊重。
所谓“土豪”，讲的就是有些人财富有了，但文化没有，物质上去了，精神层面空荡如洗；
有些“土豪”，获取财富的过程乃至对财富的运用，都不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
事实上，这样构建的财富大厦很容易崩塌。很多企业家，我们“眼见他建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究其原因，正如孔子所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
“企业家”们靠自己的智力或天赋获得了财富，若不能在经营中具备“道德”的属性，或者简单地考量人与物关系，不能转向对人与人的关系的企业经营上来，那么，即使你坐拥再多的财富，它也将很快地离你而去。
社会上有许多“知名企业家”，他们经营企业从表面来看大获成功，为此，他们的言行举止也就显得特别自信，甚至特别自我。
可是，稻盛和夫先生曾经指出，“不少世间英才，由于没有崇高的精神而误入歧途。在我所安身立命的商业世界中，也有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只要自己赚钱就行，最终成为某种商业丑闻的主角。”
李嘉诚先生也批评这类人，“患上漠不关心的冷淡症，套上自命不凡的枷锁，在专业、行业和权力的高岗上，掌控庞大社会资源和机会，却失去生活的重心。那些沉醉在过往，滞留在今日，那些对社会问题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的借口大王，一定被社会唾弃和淘汰。”
李嘉诚先生向所有企业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成功追求自我，前途光明远大，你下一阶段的追求是什么？你的价值取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们活着又是为了什么？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今天依然活在悲惨、孤寂、贫病的绝望之谷，承担社会的责任，是不是我们的义务？”
从这个问题来看，对中国有良知的企业家来说，马斯洛需求五层级的理论中，本人认为，理应将第四和第五级的二个需求把它颠倒过来，应该是先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然后再去追求为社会所尊重。
这正是我们倡导努力实践“做一个受尊重的人”的现实意义所在。但更大的现实意义，正如稻盛和夫在《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一书中所说，“这个社会弥漫着‘只要自己好就行’的利己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谁也不相信对方’的信任危机。这样的利己主义和信任危机将为企业经营带来很大困扰。”
中国的一些企业出现了经营危机，它与当前的文化危机有着莫大关系。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今天的L型走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企业家的文化首先出现L型走势——中国企业家普遍的精神境界或者说道德水平，从改革开放后就一路下滑并长期在低位徘徊。
危机的背后是道德的问题，要解决危机问题，首先应从道德入手。
我在《2012年年度报告》中介绍了三星的案例，介绍三星是如何从提高“道德性”入手，展开“新经营”的，从而使得企业顺利度过多轮经济危机，成就了它今日在世界科技企业的地位。
我们在核心价值观中，首先倡导“做一个受尊重的人”，就是要给所有韵升的干部乃至所有中国企业家一个启示——在当今中国经济严峻的背景下，要想走出困境，其最为有效、最为根本的办法是从提升整个企业乃至整个企业界的道德水平入手，共同去践行在企业经营中的“互以对方为重”的道德伦理。
二、为什么要提倡“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
公司新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第二句是“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把企业文化与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是公司新企业文化的又一个创新，因为，它同样不同于那些只是在企业范围内自行其道的企业文化，也不同于那些仅仅把文化拿来纯粹地为经营服务的企业文化。
我曾在《企业文化与中国梦》一文中提到：“中国进入追求价值（而不是物质）的新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梦’概念的提出同样给企业经营以重大启迪。也就是说，企业应该改变把创造利润作为经营唯一目标的传统做法，而把是否创造价值作为检验企业经营管理的新标准——而这样的价值如前所说，就是除了经济价值以外的社会价值，这是过去的很多企业的企业文化乃至企业战略所不考虑的内容。”
简单地说，韵升新企业文化是“只为文化求发展”，而众多的企业则是“只为发展求文化”。它们的企业文化是从属于经济发展之下的，也因此是先有战略、后有文化，企业文化是纯粹地为商业战略服务。
我曾在《解读韵升文化三字经》中所写：“很多企业的战略仅仅从利润层面出发，追求的是单纯经济层面的数量增长，把自己和环境、社会、供应商、员工等等利益相关者一一地对立起来，并因此陷入‘零和游戏’的痛苦博弈之中。我们不难理解，当企业文化沦落为企业战略的工具层面后，这些企业也就彻底地变成一台台冷漠无情的赚钱机器。这正是韵升所抵制的，这也是公司新企业文化在提出‘受社会尊重的人的标准’后，提出‘受社会尊重的企业标准’的关键逻辑所在。”
因此韵升的核心价值观在提出“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后，接着又提出“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的关键在于，就是要阐明企业经营并不仅仅只有利润这一个目标，企业要发展也并不仅仅是商业这一个领域。
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提法同样也不是韵升的发明，它依然是企业文化乃至企业经营的常识。只不过是因为许多的企业忽略了这一点，才使得韵升的这一立论似乎与众不同了。
教皇保罗二世在《百年散论》中就写道：“一家商业公司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赚取利润，而是要让人看到，它是一个由人组成的团体，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满足其最基本的需求，并且以服务于全体社会的方式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团体。利润是商业的生命调节器，可是，它不是惟一的，人性和道德因素等别的原因也应该被考虑在内，这在长期看来至少与一门商业的生命是同等重要的。”
松下幸之助更是明确指出，“企业是社会公器，它存在和发展最重要乃至唯一的理由，就是给社会增加福祉。”
稻盛和夫在创办京瓷之初，团队仅有8人，但当时就一起发下重誓，“吾等定此血盟，不为私利私欲，但求团结一致，为社会、为世人成就事业。特此聚合诸位同志，血印为誓。”
惠普公司创始人戴夫•帕卡德也曾说过：“不少人有种错误的想法，认为公司的存在就是为了赚钱。赚钱的确是公司存在的一个重要目的，但是我们应当更深入想想，找到我们存在的真正意义……这个结论是不可避免的：一群人走到一起，组建出一个叫做‘公司’的团体，是为了可以一起做成某些事情，而若是单打独斗，这些事情是做不成的——他们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所以，“社会”的问题是企业无法绕开、必须关心的问题。衡量一个企业的价值，绝不仅仅是看它创造了多少利润，更是要看它为社会创造了多少价值。在商业的背后，蕴含的其实是它的社会属性，而这样的属性才是企业的本质属性。
韵升新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我们直面了这一本质属性，并以“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这样一句话，清晰地给出了如下两个答案：
一，“何谓企业？企业乃社会之公器”；
二，“何谓企业的价值？当以为社会创造价值，乃至为赢得社会所尊重为企业价值”。
同时，我们也深刻体会到，“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不仅是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它更是作为企业经营的哲学，指引着企业的文化建设，指引着企业的经营管理，也指引着企业的奋斗方向。
在《人生之旅，如何不虚此行》一文中，我提到了对我们韵升的要求：“韵升作为一个企业，经营当然要考虑利润；韵升人作为企业的员工，做事当然要考虑效益。但是，除了经济因素以外，我们还应该时刻考虑到对环境、对社会、对资源、对他人等等方面的价值——虽然这些东西很难甚至根本不能用经济指标去考量。马克思说资本‘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但是，我希望韵升不是这样一个冷冰冰的公司，而是一个充满着人文关怀的有情世界，应该对自然、对资源、对社会、对他人都有着一份温情甚至是感恩之心。这正是韵升新企业文化所着力强调的，也惟有如此，我们才可能‘被社会尊重’”。
在2011年年末发表的《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跨越》一文中，我提出了卓越公司的标准：
“卓越公司的理念往往并不局限于产品经营的范畴，而是强调自己的行为要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卓越的企业都会充分地认识到，它们经营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生产产品的企业，而是从事着一项对社会有着积极影响的事业。
真正的卓越企业一定要让自身的企业文化包含着社会责任的因素，同时，努力让自己的行为能够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对于“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这个核心价值观，我们越是琢磨，同样越是觉得它有着巨大的文化意义。
这是因为，我们前面虽然介绍了，西方有一些优秀的企业，比如当年的惠普，并不把利润作为自己唯一追求的目的。但是，对绝大多数西方企业来说，追求利润乃是他们唯一的目的。这背后是有着与西方体制乃至文化相适应的因素。
对于企业的这种“唯利是图”的做法，最著名的辩解来自写作《世界是平的》的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1970年的《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影响甚广的文章，叫做“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提高企业自身的利润”。
这篇文章最为核心的观点是：企业的唯一的正当目的是获取利润。坚持这一点，乃是对西方自由企业体制乃至自由政治体制的捍卫。
不过，这个观点即便在西方也受到很多人的抨击，比如麦肯锡公司的CEO戴颐安就撰文指出，弗里德曼的这个观点“真正的漏洞在于，它可能掩盖了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对于企业任务而言，社会问题即使不是核心问题，也并非无关紧要。第二，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需要解决自身的道德与合法性问题，因为外界的批评的累加效应足以对企业的战略环境造成影响。”
真正让西方企业把追求利润作为自己唯一追求的目的，其实是来自基督教所传播的一种不同于天主教的新的道德伦理，也就是所谓“新教伦理”。对此，马克思•韦伯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并做了详细说明。
他在这本书的“作者导论”中写道：“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因为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者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注定要完蛋。”
韦伯认为，以不断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以“一切最理性”的方法为“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精神是来自基督教伦理，因为基督教的“喀尔文教义”认为，“赚钱”是一种“天职”，可以“增加上帝的荣耀”。也正是这一思想转换，使得企业家以赚钱为目的的行为，具有宗教信仰的层面。
面对这样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代国学大家、原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撰文《儒家思想与中国企业家精神》中指出，我们可以把这里的“目的”与“手段”做一颠倒，“以增进人类社会福祉和企业家个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为‘目的’，而以一切最理性的方法不断赚钱为‘手段’，从这个视角考虑经济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也许比较符合儒家的理念。”
汤一介为此论述到：“儒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取之有道，不能见利忘义。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一生追求的是‘天下有道’，这个‘道’就是‘人的福祉’，这才是儒家所追求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在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或者说是后现代的时候如何实现，我想也许应该以‘一切最理性的方法不断获取利润’为‘手段’来实现。”
所以，我们在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中提出“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强调以实现利润为手段，以推动社会进步、获得社会尊重为目的，这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也因此与西方新教伦理完全相区别，这一行为无疑有着巨大的文化意义。
对于“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这个核心价值观，我们越是观察，越是发现它同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企业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其背后也是人性问题。今年有个叫魏则西的大学生，在知乎回答“你认为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这个问题时，直接把答案指向了百度这家企业。原因在于，在他身患绝症，寻找医院的时候，被百度搜索引擎指向了一家打着三甲医院招牌的“黑心医院”。
年轻人魏则西最终不治而亡，但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在社会上持续地发酵，百度也因此被推上风口浪尖。有评论写到，“搜索引擎控制着普通人接触信息时代的入口，却把路标指向邪恶欺骗的世界……这种对弱势群体对普通大众的经年累月的作恶，是最深的恶。”
有媒体把百度和谷歌做了如下的对比：“十五年前，中国和美国两个搜索引擎公司几乎同时起步。十五年后，一个在研究量子计算机的可行性和自动驾驶，并研发了阿尔法狗这样的超级人工智能。另一个则在奋发研究卖广告，贩假药，玩流量，送快餐。一个在挑战人类智力的上限，一个在挑战人类道德的底线。”
虽然李彦宏最后在百度发内部信回应魏则西事件时，声称“失去对价值观的坚守，百度离破产就真的只有30天”，这件事情对百度这家公司已经造成巨大的损害。同时，也给中国企业一个巨大的启示，那就是企业背后的社会问题——如果你不能有效处理好社会问题，如果你的行为得不到社会尊重，那么，你的企业离破产真的可能只有30天了。
企业的经营，如果忽略了社会的需要，必然将遭受社会的严惩；若你去主动回应社会的需求、主动去解决社会的问题，则可以从中找到新的发展机遇。这就是德鲁克的话，“当今的每个社会问题或全球议题都潜藏着商业机会——他们静待着一些伟大公司来发现，用创新、实用主义和战略能力来抓住机遇”。
孟加拉国的“穷人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他一手创办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意为“乡村银行”），开创和发展了“微额贷款”的服务，专门提供给因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从而获得巨大的成功。
尤努斯也因“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懈努力，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现在企业界有一种说法，把尤努斯这样的企业家叫做“社会企业家”，把他创办的企业叫做“社会型企业”。我反对这样的提法，因为这样一来，就把企业家似乎分成“社会企业家”和“商业企业家”这两大类。我认为，所有企业家都要致力去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把它仅仅视为发展经济的手段，更不要把自己变成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同样，我也并不主张“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提法。这一点正如德鲁克在《管理的新角色》一文中所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奇怪的词，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诸如大学社会责任、医院社会责任、政府社会责任等等表达方式。这种提法意味着，似乎企业是社会的例外、只有企业才具有社会责任等等；这种观点是直接起源于‘企业是一个自足的例外的机构’、‘企业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它是应该追逐经济而生’等等概念。”
所以，在“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这一核心价值观里面，蕴含着我们对企业问题的另一个重要认知，那就是企业问题背后乃是社会问题，通过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可以促进对企业问题的解决，这一点对今天处于发展困境的中国企业来说，同样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韵升提倡“两个尊重”，是在进行一场什么样的探索
韵升新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前者探讨的是企业与人的关系，后者探讨的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把前后两者结合起来，是韵升正在进行的有关企业经营管理的一场独特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对于这一探索的内容，我把它定义为“企业社会学”。这个定义曾在我《甲午两轮祭》一文中提出，文中写到：“正是认识到企业在推动社会治理中的这一重要作用，我提出了‘企业社会学’这一理论，就是要明确指出，企业在今天不仅是一个经济机构，也是一个社会机构；企业不仅是向社会生产产品，还应该向社会生产文化；企业不能成为冷冰冰的赚钱机器，企业应该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企业要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
严格来说，我所定义的“企业社会学”，全名应该是“企业•人•社会学”。因为这门学问的核心内涵是，如何把企业这个独特组织的经营管理，与每个个体的人生追求这样一个微观课题，以及整个社会的系统构建的宏观课题相结合起来认识，并体现出企业对当今社会和当下国民的责任与担当。
这门学问的关键，是要认识到企业问题不仅是商业问题，更是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企业需要跳出传统的从商业谈商业的视角，而是把商业与人、与社会相结合，一起去思考。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先生曾讲：“在我撰写的管理学书籍中，只有两本与企业管理有关，而其他的管理书籍都是探讨企业作为人类成就和社会组织的问题。”
我们的“企业社会学”，要探讨的正是企业如何成就人类和造福社会的问题。
但我们这门“企业社会学”与德鲁克的观点略有不同；甚至可以说，无论站在中国还是世界的角度里看，它都是一门全新的学问，并无太多理论和经验可循，因此，需要我们去努力地进行探索。
这门学问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是一门真正把“管理学”和“社会学”这两个学科结合起来研究的新学问。
“管理学”和“社会学”都是今天的显学，相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我们仔细研究后发现，那些“管理学”著作基本都是讲“企业管理学”，里面没有“社会”的内容；而那些“社会学”著作，关心的要么是宏观的社会现象（比如社会变迁、社会分层、社会制度），要么是微观的人类问题（比如人口问题、女权问题、贫困问题），里面也没有“企业”的内容。
为此，我们的“企业社会学”是一门真正把这两个学科结合起来研究的学问——它既研究企业、也研究社会，并把两者结合起来一起研究的学问。
虽然我们的“企业社会学”全名应该是“企业•人•社会学”，但我还是把它简称为“企业社会学”，就是要强调它是一门独特的把“企业（管理）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的学问。
同时，这门“企业社会学”还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或者说中国国情。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独特背景，使得它是一门独特的适用于中国、适用于中国企业的学问。这是因为：
第一，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提到，企业问题是人生问题，每个企业都要努力给人生以意义。今天的许多国民丧失了人生意义，时代呼唤着企业能给予他们人生的意义。这是今天我们中国企业存在的独特意义，也是“企业社会学”存在的独特意义。
对于这一点，我曾在文章中多有涉猎。比如，在《东瀛归来话礼耻》一文中痛批过：“由于文化的迷乱与道德的沦丧，隐藏在人性深处的私欲、贪婪犹如打开后的潘多拉魔盒，霾雾弥漫在整个社会的角落，许多丑恶被重新激活、沉渣泛起。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文明中很多美好的东西，在今天已经被抛弃、被污毁、被杀灭，民变得不懂礼耻，众变得不知自尊。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活出自己人生的尊严，活出自己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价值。”
我曾在《论成功学》中指出：
“整个社会患上了一种‘成功精神症’。病根就是现代社会的人们普遍为物质财富的目标而奋斗，一旦得到了，很快就会发现这种追求的虚幻性，进而陷入精神崩溃的绝望。”
“今天的国人忙忙碌碌，却忽略了对意义或价值的拷问，当今时代因此陷入一种精神的空虚或无力之中，由此带来这个社会最根本的一个危机就是精神危机。这样的危机我称之为‘信仰危机’。”
我在《2012年年度报告》中指出，整个社会患上的是“意义、道德缺乏症”。为此，我举了很多案例来阐述这一“时代的顽疾”，来说明“今天的国人物质生活可能很丰富，但无法感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人们无法找到生存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
时代呼唤着一批有良知、有道德的企业家挺身而出，呼唤他们在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后，要致力于通过企业的经营管理来赋予国人以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克里斯坦森教授所说，“如果我创办一个企业是为了实现我的人生价值，那么，我同样需要确保每个为我工作的人都能在这里实现人生价值”。
我曾在与中欧商学院的EMBA同学们交流“创业与创新”这个话题时提到，“既然企业存在的本质是要给大家以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创办一个企业或者说所谓创业的目的，就应该围绕这个本质去展开；创业的归宿，也必须最终回归到这个本质。所以，我们应该时刻铭记，我们创办的不仅是一个企业，而是要创办一个给自己、也给他人以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平台。”
第二，我在本文第二部分提到，企业问题是社会问题，每个企业都要努力去解决社会的问题。我们提出“企业社会学”，是因为当今的中国社会文化濒临解体，时代呼唤着企业努力来推动文化的重建。这是今天中国企业存在的独特价值，也是“企业社会学”存在的独特价值。
社会问题有很多，很多企业也声称他们在解决社会问题，例如就业问题、性别歧视问题等等。但我们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普遍性的或者说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同时，它们也仅仅是专注在某个社会领域的问题。
中国企业今天面临着一类特殊的问题，那就是文化解体问题。这是这个社会存在的最大问题和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与前面提到的道德崩溃、意义丧失是同一个问题。
一个社会之所以存在，是基于这个社会的较大多数成员或能影响这个社会的精英们，有一种共同的或相近的价值观或者说信仰。
比如，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是靠“绅士”奠定了英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三千年的中国帝制时代，是靠“士大夫”撑起了中国社会的基本信仰。
所以，表面上看，任何一个社会，似乎都存在参差百态的价值观或者信仰；乃至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细胞，里面的成员可能都存在不尽相同的价值观或者追求。
但是，有的社会之所以能够发挥其功能，就在于这个社会存在一些代表性人群（代表性机构），他们得到这个社会的普遍认可——他们的言行成为这个社会所有人努力的标准，他们的价值观也因此成为这个社会共同信仰的价值观或者说共同认可的文化。
这就是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中所说，我们在分析一个社会时，需要“寻找的正是这样一种机构：它为我们的公民设定了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标准；它能领导我们，影响我们，指引我们；它决定了我们对社会的看法，我们的社会问题围绕着它而产生。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也是为它而寻找。”
今天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就是找不到这样一种代表性人群（代表性机构），也因此这个社会让我们找不到一种为大家所共同坚持或信仰的文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社会的文化在不断解体，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过去社会曾经拥有的“信任”在不断丧失。
我在《论信任》一文中，从信任缺乏的角度，论述了今天的社会的文化是如何在不断地解体：“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是人们通过交往形成的关系总和，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在人与人的交往、人与组织的交往、组织与组织的交往中，信任是交往的前提与基础。然而，当今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信任缺失。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说，‘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没有相互间的信任，社会将瓦解。’信任的缺乏,看上去破坏的只是人际关系，但它带来的却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造成整个社会的崩溃。”
这也正是“企业社会学”试图解决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对这门学问的探索，推动韵升乃至更多的中国企业，从重建信任、重建信仰的角度入手，去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的重建，去推动这个社会重新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是真正的企业家的使命，这也是中国企业最应该关心的社会问题，也是中国企业最该去解决的社会问题。因为这是对企业影响最大的问题，也是最能推动企业发展的问题。
松下幸之助曾经讲过：“企业是社会的公器，因此企业必须和社会一起发展。企业经常扩展它的经营范围，这固然很重要，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企业的经营活动，还必须带动整个社会的繁荣。因为事实显示，如只有自己的公司得到发展，社会成长却不能相配合，终究是不能长久的。企业与社会必须一起繁荣，共存共荣，否则必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这是自然的道理。”
所以，一个社会文化的濒临解体与企业有着莫大关系，一个社会文化的重新整合也与企业同样有着莫大关系。面对着这个已经崩溃的信仰，它能否重新发挥其功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有一批有责任感、有道德心的企业站出来，去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的重建。
我在《甲午两轮祭》一文指出：“今天的企业不仅是社会的一个机构，它已经成为社会的重要的代表性机构。这正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在工业社会中，政府和企业是其中的两个代表性机构，应该以他们为主来推动社会建设。”
德鲁克先生在《新社会》一书中指出，“国民需要这样的一种代表性机构，它能充分实现社会理想，而这种理想的实现是一个社会存在的根基。如果作为代表性机构的公司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理想或是不能充分地实现这个理想，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和凝聚力。”
当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成为这样的社会代表性机构，或者说，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实践这样的“企业社会学”，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具有这样的“社会理想”，更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具备实践“企业社会学”的条件。因为，这里有认知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
要实践企业社会学，企业也是要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规模”。只有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企业”，才可以去实践“企业社会学”，同时也应该去实践“企业社会学”。
这一点正如德鲁克先生在《新社会》一书中所说：
“大企业的决定性特征正是由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体现的。尽管我们绝大多数人并不直接为大型工业企业工作，但是，这个社会上，绝大部分人的生计都直接依赖于大型工业企业。对我们这个社会的经济的任何分析都会表明，正是大型工业企业占据着中心战略地位。小企业、自由职业者、有专长的人、甚至农民，他们要么作为大企业的供应者，要么作为大企业的经销者，而得以生存。”
“大型工业企业同时还是工业社会的代表性组织。它决定着人们对所处社会的看法。一个人，即使是受雇于街头拐角处的售烟亭——自然是远离大型企业的——但他对社会的判断仍会以大型企业实现社会的承诺与理想的程度为依据。他不会认为雇佣自己的企业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而会把美国钢铁公司看作典型。尽管他和他的老板的劳资关系很好，但是，如果大企业的劳资关系恶化或受到损害，那他也会认为这个社会的劳资关系恶劣，工人受到剥削。”
德鲁克由此总结说，“大型企业以另外一种更为本质的方式代表着工业社会，是工业社会新的组织原则的最纯粹、最清晰的代言形象。”所以，这个社会可谓“成也大企业、败也大企业”，我们今天要去推动社会文化的重建，自然也必须依靠大企业，为了推动社会文化的重建，我们也要努力进一步成为大企业。
松下幸之助坚持同样的观点，他把企业分成三类后指出，“经营的基本理想，应该是要为社会作贡献才对。公司大体上分为三类，公司小时，第一是不危害社会；中型公司则不但不危害社会，多少还要有被欢迎的成分；至于大公司，不但应具备不危害社会、受社会欢迎的条件，对国家、对社会也要有明确的贡献方针才行。经营上应该考虑这些问题，能成长的公司，要对这一点有充分的认识与理解，并抱有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这是第一条件。”
我们韵升经过25年的发展，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提出了“企业社会学”。
提出和实践“企业社会学”，是今天时代赋予我们韵升的特殊使命。这一理论的提出，既是源于25年来的韵升创业实践，更是源于7年来的韵升新企业文化的实践，特别是对“两个尊重”这一独特的韵升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实践。
从韵升新企业文化到企业社会学，这是我们对企业经营管理特别是对企业文化认知不断深化的结果。提出这一理论，并不意味着韵升新企业文化的建设已经大功告成，而是代表了我们跳出了韵升看韵升，把韵升新企业文化的建设置于一个更加宏大的视野和背景下去思考，从而使得我们的韵升新企业文化建设更有使命感和方向感。
从韵升新企业文化到企业社会学这一理论的提出，这就意味着它不再仅仅是属于韵升自己的文化理论，而应该是属于更多的中国企业特别是有担当的大企业的企业经营管理理论，我们只不过是这个理论的提出者、率先实践者和不断倡导者。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在未来的日子里，在“企业社会学”理论的指引下，更加努力地做好韵升新企业文化的建设，让我们韵升成为企业社会学的一个样板，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被社会所尊重。
为此，我们还需要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断地总结和完善这套企业社会学的理论，同时不断地对外传播这套企业社会学理论，以使之能影响更多的企业，能让更多的中国企业投身到“企业社会学”的实践中来，唯有如此，我们才会更加被社会所尊重。
韵升近25年来，一直是在实践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经营企业，积淀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思想和文化”，我们在不断地积淀韵升的思想和文化，并最终有了“企业社会学”理论的破茧而出。
未来的韵升，还需要去实践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经营企业，向社会贡献的不仅是产品，更是思想和文化”，为此，我们不仅要向社会贡献产品、贡献人才，更要贡献思想与文化。
未来的韵升，一方面是坚持韵升的使命，坚守立足新材料、新能源和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不断向社会提供节能高效的绿色与数字化产品；另一方面就是要坚持韵升的文化，立足“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不断向社会阐述“企业社会学”的新思想、新方法与新观念。
一个企业存在的价值，在于它是否能够影响和引领民众心灵中的思想和观念。
惠普公司是我一直推崇的卓越企业。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威廉•休利特曾经说过，“回顾一生的辛劳，我最自豪的可能是协助创设一家以价值观、做事方法和成就，对世界各地企业管理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的公司；我特别自豪的是，留下一个可以永续经营、可以在我百年之后恒久继续作为典范的组织。”
这也正是我的理想。带领韵升同仁创业25载，我真诚希望留给社会的，正是一家可以永续经营、可以在我百年之后恒久继续作为典范的组织，是一家能够以其价值观、做事方法和成就，对众多中国企业在管理方式的改变上有所启迪、有所领悟、有所认知的公司。我相信，这既是全体韵升人的理想，也是社会对我们韵升的期待。
对于这样的理想和期待，我将引用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这样一段话：
朋友们，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事实是，明天就是现在。我们面对的是猛烈而紧急的现状。在生命与历史的难题揭晓之时，有一样东西叫做“太迟”。拖延等于在盗窃时间。赤裸裸的人生让我们总是为丧失机会而灰心沮丧。人类万物之潮水不总是盈满，也有低潮的时候。我们也许会绝望地呐喊，希望时间能停留，但是时间固执不理会你的恳求，它继续匆匆前进。累累的白骨以及无数文明的碎片都记载着悲惨的话语——“太迟了”。冥冥中，有一本无形的生命之书，忠实地记载着对我们忽略这一切的警示。奥玛•海亚姆说得对，“立即行动，否则太迟”。
真诚希望大家加倍地去珍惜宝贵的时间，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去实现人生最大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