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与创新
日期:2015/7/27
——在中欧EMBA管理学院宁波游学活动上的讲话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中欧管理学院的同学们到我公司参观、交流。
公司董办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天与大家交流的主题是“创业与创新”。
最近，我在读一本书，该书被誉为“哈佛商学院毕业前最重要的一堂课”，因为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来自于作者在2010年哈佛商学院毕业典礼上所做的一次引起轰动的演讲。
这位演讲者是哈佛商学院的克里斯坦森教授，是当今世界最富盛名的创新理论大师。
他出版过《创新者的窘境》、《创新者的解答》等书籍，著名的“破坏性创新”的概念也正是由他提出的。
但有趣的是，他这次演讲的内容看上去和“创新”似乎没什么关系。其标题叫做《你如何衡量自己的人生》，其内容是要帮助年轻人寻找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这位依靠企业创新理论，五度荣获“麦肯锡最佳论文奖”，并当选为“当代50名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思想家”第一名的管理学大师，在给MBA毕业生演讲时，通篇发表的是有关如何衡量人生价值的论述。这是因为他觉得企业管理的理论，不仅能解释企业中的问题，也能拿来管理并预测自己的人生，进而实现生命的圆满与幸福。
我们常常在讲，企业的问题全然是人的问题。
这句话，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个含义是，你如果真正搞懂了企业管理，就可以把企业管理理论运用到人生的管理中。
克里斯坦森教授正是从这个话题切入，去展开他的“你如何衡量自己的人生”的演讲。
另一个含义就是，你如果真正搞懂了“人”，或者说真正搞懂了“人生”，那同样也可以把人生理论运用到企业管理理论中去，就会明白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企业管理。
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切入点。
具体地讲，落实到“创业与创新”这个主题，我的观点是：只要我们搞懂了“人”，就自然搞懂了应该如何创业、如何创新？甚至搞懂一个更高层面的命题，那就是为什么要创业、为什么要创新？
要搞懂“人”，关键在于明白人和动物的区别。人是追求意义的生物，或者用尼采的话说，“人是有价值的动物”。这是人和动物的第一个区别。我们每个人都是为追求人生意义和价值而生活，这是我们幸福的源泉、人生的目标。
关于这一点，人们在认识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可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却存在着巨大的认识分歧。那就是，我们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应该以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而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看来似乎是众声喧嚣、莫衷一是。
我的观点是，作为人，我们应该追求社会的价值，应该是为他人而生活。这是因为人不仅是生活在自然里，更是生活在社会中。因此，只有追求社会价值，追求为社会做贡献、为他人谋幸福，才可以把人和动物进一步区别开来。或者说，这正是人和动物的第二个根本区别。
这样的回答并不是我的发明。亚里士多德讲，“人是一种社会动物”；爱因斯坦在《社会和个人》一文中也写到：“我们应当承认，我们胜过野兽的主要优点就在于我们是生活在人类社会之中”；因此，“应当学会通过使别人幸福快乐来获取自己的幸福”。
事实上，通过这个回答，我们不仅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也把人和人区别开来。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追求与我们不一样的价值。很多人认为，人生的意义就是升官发财。
如果大家都去追求上述的价值观，这样的“普世无差异”，将导致的就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人世间以后将没有高贵与卑贱之分、没有聪明与愚蠢之分、没有优美与丑恶之分、没有深刻与肤浅之分、没有高雅与庸俗之分”。
有鉴于此，施特劳斯在《古今自由主义》一文中提出：“今天最紧迫的责任，莫过于要全力对抗那种堕落的自由主义，这种堕
落的自由主义宣扬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只要活得开心而不受管教，却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德性完美。”
公司在2010年时曾归纳、提炼出公司的新企业文化，其中最大的特色，即在企业精神中提出“让我们每一天都在有价值中度过”，以此来告诫韵升的干部员工：我们每个人首先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应该努力去追求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同时，我们还提出公司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
这强调了公司所追求的价值乃是社会的价值，是要努力为社会做贡献、为他人谋福利。
总之，韵升和韵升人都要努力争取做到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德性完美。
所以，当我阅读克里斯坦森教授的这本新作的时候，很高兴看到，他在里面所弘扬的正是与公司所倡导的同样的价值。
克里斯坦森教授当年曾接连生了三场大病，分别是心脏病、中风和淋巴癌。
用他的话说，“大病过后，我终于了解，上帝衡量我的人生，不是用金钱，而是我可以帮助多少人变成更好的人。”
但是，要怎样才能帮助别人成为更好的人？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人生价值？我认为，必须依靠企业、依靠工作。也就是说，人们只有在工作中才能实现这样的价值，企业也必须通过工作来让干部员工实现这样的价值。
要想帮助他人实现人生的意义，或者说，要想给人以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启迪，企业是最合适、最有可能完成这一使命的机构。为此，企业必须承担起这样的光荣使命和天赋职责。
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中国社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正如柏拉图所说，“人们对财富越重视，对美德的膜拜就越少。财富和美德就像放在天平上的两个砝码，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在运动”。
当今的社会已经患上了“意义、道德缺乏症”。
我曾经在文章中多次批评这一“时代的顽疾”，但是，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国人的人性和道德仍在加速地沉沦。
很多企业丧失“商德”。去年上半年的“毒胶囊”，再是“双汇”火腿肠里面的蛆虫；下半年爆出的“白酒塑化剂”风波未平，４０多天的“速成鸡”又掀波澜；今年年初嘉兴的砷猪案尚未落下帷幕，而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造成的禽流感又来了。
很多官员罔顾“官德”。在去年，我们看到了不雅视频的重庆雷政富，也爆出了在灾难事故前微笑的陕西“表哥”杨达才，以及令人愤怒的河南光山教育局的一些官员。
很多教师失落“师德”。先有北航教授韩德强掌掴老人；后有温岭女教师的“虐童”事件；再有湖北工业大学的某些教师合伙抄袭本科生的毕业设计，参加国际比赛并为此获大奖；以及浙大某教授拿着国家的项目经费，为自己买房、买车、买菜、买补品。
……
面对着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意义、道德的缺乏症”，在公司2012年的年度工作报告中，我曾提出，公司必须承担起给干部员工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责任。我们要通过企业文化建设，要给更多的人、更多的组织以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启迪。
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我认为，既然企业存在的本质是要给大家以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创办一个企业或者说所谓创业的目的，就应该围绕这个本质去展开；创业的归宿，也必须最终回归到这个本质。
这就是克里斯坦森教授在书中所说，“如果我创办一个企业是为了实现我的人生价值，那么，我同样需要确保每个为我工作的人都能在这里实现人生价值”。所以，我们应该时刻铭记，我们创办的不仅是一个企业，而是要创办一个给自己、也给他人以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平台。
为此，创业仅仅是踏上这一“神圣之旅”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会对我们的企业创新、企业管理以及企业管理者不断提出挑战。
克里斯坦森教授告诉我们，“企业管理者也因此成为最有价值的工作，因为你有机会从事一项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人变得更好的职业。”企业创新也因此成为最有价值的活动，因为我们在让企业变得更好的同时，也有机会让企业里的人、甚至让企业外面的人变得更好。
下面，我想分别针对创业和创新这两个话题，结合我自身的实践体会，作进一步的诠释。
（一）思考创业背后的价值动因
创业，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但是，人们所追求的价值不同，其道路乃至结果也迥然不一。
价值观无非有两类，一类是利我，一类是利他。利我，乃人之本性，无可厚非。但儒学大师梁漱溟说，“几时你超脱了自私，几时你超脱了渺小。”为此，要做一个德性完美、出类拔萃的人，就一定要超越利我，就应该懂得利他。
所谓利他，是指一个人对于他人的一种超越自我的行为。去创业，须必备利他之心，就是讲我们要有为社会、为世人成就事业的仁者之心。
“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所谓“仁者爱人”。无私利人正是“仁者爱人”的行为表现。朱熹就讲：“公而无私便是仁。”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含义是说，仁德的人，自己想成功，首先要使别人也能成功。这就是告诉我们，要想利我，首先要利他。
我认为，利我和利他，两者并不矛盾，但追求利他，可以更好地利我，帮助他人也是成就自己。“与人玫瑰，手有余香”，只有为他人带来价值，自身才有存在的价值。做人如此，做企业也一样。
有一首《自利利他赋》中写道，“修心之人，应明天地之理；养性之辈，当晓人情之义。自利融于利他，利他乃为自利。利在一身勿谋，利在天下谋矣；利在一时勿谋，利在万世谋矣。”
所以，自利则生，利他则久。自利只能让我们成一时，利他才可以让我们谋一世。要想基业常青，要想成就卓越，就必须要有一颗利他之心。
有的人总认为，市场经济一定是最自私自利的。但事实上，市场经济的发明者——亚当·斯密先生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就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同样要讲道德伦理，要讲利他。
他说，“应该把在利益的分配中优先考虑的是他人，并努力使他人处于有利地位，从而使利益天平更倾向于他人的行为原则奉为伦理观。”这种伦理观，无疑就是有“利他之心”的伦理观。
结合自己的体会，我认为，要创业，必须具有利他之心，惟有如此，方有以下三个独特的作用：
首先，利他之心，可以更好地激发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寻获灵感，从而取得成功。
本人的体会是，每当处于忘我的状态，全神贯注地投入研究开发的时候，真可谓“心底无私天地宽”，则可以在无意中激发我们的智慧，在关键时刻获取灵感，从而开发出新的技术，创造出全新的事业。
我们成功研发出紧密纺设备正是如此。开发这个产品的动因，是我偶然了解到这种设备当时完全被德国企业所垄断，我们决心要做出中国自己的“紧密纺”设备，而且，产品的性价比要远超过德国的企业。
“紧密纺”技术的核心部件之一是“网格圈”，这种小小的圆筒状网格圈必须每平方厘米有3500个微孔，且要均匀分布、无毛刺，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由于我们是“门外汉”，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内，几乎都在研究、试验中，但始终攻克不了这项技术。
直到有一天，我在一家饭店走廊上看到两排的服务员鱼贯而行时，突然灵光乍现：为何不用螺旋法来开发网格圈？终于，自主研制的网格圈问世，并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人们爱说“老天不负有心人”，我想，老天其实是不负有“利他之心”的人。
第二，利他之心，可以更好地给我们战胜困难的动力，也可以在关键时候给我们抵抗诱惑的勇气。
创业艰难百战多。你必须要有一种献身的热情，才可能战胜创业过程的艰难险阻。
罗曼·罗兰说，“一个人有了远大的理想，哪怕是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也会感到幸福”。
创业过程中会有很多考验，有很多让人痛苦的困难，也会有很多让人心动的诱惑。有些创业者逆境商很高、能在逆境中奋发；但当事业小有成就之时，却不能抵御外界的诱惑，改弦更张，抛弃了自己最初的创业梦想。
归根到底，创业若是单从利我出发，当取得一点成功之后，在面对汹涌而来的各种名利诱惑时，必将会把持不住自己，从而转身投入到更大的欲望怀抱之中。
我相信，只有秉承利他之心，才会清楚知道你追求的是什么，也才可以不懈地坚持你的追求，乐此不疲。
公司是从开发八音琴机芯起家的。我们开发八音琴机芯，是为了打破国外企业的垄断，扭转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仰其鼻息的局面。
我们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辛勤研发，终于研制出国产第一代八音琴机芯。面对国外企业的诱惑，我等断然拒绝。
因为我们十分清楚，研发这个产品的动因，乃不为个体的利益所在，我们要结朿“看外国人的脸色行事”的这一历史。而如今的那家日本公司，早已在市场销声匿迹。
第三，利他之心，可以更好地影响身边的人，并帮他们去实现人生的价值。
前面提到，企业必须承担起帮助他人实现人生意义的光荣使命和天赋职责。
这其中，首先是要帮助你身边的人去实现他人生的意义。
这意味着，如果你创办企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利，那你的员工只能选择离你而去、各奔东西。
有句话叫“上行下效”。对于企业的员工来说，身教重于言教，领导榜样、模范的力量是无穷尽的。
又有句话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说，要想真正影响到别人，你必须自己先身正、行正、心正。
黄宏曾演过一个叫《“聪明”丈夫》的小品，说是有个业务员获得年度销售冠军，为了获得公司的一套奖励房，决定与老婆假离婚，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小品中有这样一句话，“眼是黑的、心是红的；但是，如果眼睛红了，心就黑了”。如果你自己的眼睛是红的，怎么可能要求你属下的眼睛是黑的呢？
即使企业不做坏事，但从单纯的利己出发，也势必会形成一种不良的文化。
这种文化被教育家钱理群先生称之为“精致的利己主义”。钱理群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即一己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精致’是指高智商与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做出‘忠诚’的姿态，懂得配合与表演，善于利用体制获得自己的利益。”
很多企业正在弥漫着这样的文化，这些企业的员工有知识，却没有常识；有技术，却没有良知；有专业，却没有善良。归根到底，正因为企业家本来就是个利己主义者，下面的人自然投其所好、上行下效。
2012年，我在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做了一场名为《论“成功学”》的演讲。我在演讲中提出，成功需要“六商”，分别是智商、情商、逆境商、胆商、灵商和魂商。灵商是指灵感的度量。魂商的核心是利他之心。
综上所述，我们要想创业成功，首先必须锻造魂商，惟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激发智慧的创造，去捕获思想的灵感；才能更好地应对逆境的磨练，去激发不懈奋斗的勇气；也才能更好地影响、帮助和激励你身边的人们。
（二）探究创新背后的价值取向
前面谈了创业，下面谈谈我对创新的理解。
这依然是从一个企业经营者的视角和大家作交流：当我们在通过创业兴建了一个企业以后，该如何进一步在企业中实施创新的问题？
“创新”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所提出。熊彼特认为，最重要的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或者说创新是判断企业家的唯一标准。
去年刚好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发表100周年。美国有人建议，解决美国的问题不能靠凯恩斯主义，而要靠熊彼特主义。靠熊彼特主义的引领才能重振创新基础，为新的生产技术、新的创业项目以及唤回企业家精神开出药方。
熊彼特最大的贡献是定义了创新的范围。
他告诉我们，创新应该涵盖五个方面的活动，分别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
正是基于熊彼特的发现，人们才得以了解创新的内涵和外延，认识到创新是企业增长和发展的动力之所在。
在熊彼特的思想影响下，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出版了他著名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进一步探讨了企业家该如何实施创新这个话题。
德鲁克在这里的贡献是定义了创新的起源。
他告诉我们，可以从7个方面去寻找创新的机遇，它分别是意外事件、不协调的事件、程序需要、产业和市场结构、人口变化、认知的变化和新知识。
不过，有一个问题，两位大师都没有述及。他们都讲，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创新就是企业家精神。可是，在创新活动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精神？是不是所有创新行为背后都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对此，他们并没有展开论述。
但本人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必须要竭力地搞清楚。
因为，创新就是一场变革。按照熊彼特的说法，创新就是“创造性破坏”。在创新、变革的过程中，人们一定会受到固有习惯或者说文化的阻力，往往需要对企业现有文化进行变革。
当然，在大家的MBA学习中也有相关的课程专门讲变革理论。比如，有“领导变革之父”之称的约翰·科特教授，就有很多关于变革方面的著作，如《领导变革》、《变革的力量》、《变革之心》等。
然而我发现，所有这些关于变革理论的书籍，几乎都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假定了企业家要推行的这场变革都是正确的前提。
现在要思考的是，你变革的初衷真的是利他，还是利我？
会不会推行了一场变革，结果却把企业积极向上的好文化给彻底地破坏了？
曾经有一本书在中国企业界很流行，叫做《执行——如何完成任务的学问》。
该书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应该如何让员工执行领导所交办的任务，并特别强调“执行必须渗透到企业文化中”，因此要建立一种“执行文化”。
但是，该书最大的问题同样是缺少了探讨任务背后的文化这一章。事实上，如果领导交代的任务背后是不良的文化，那么，你的执行文化越好，反倒是让企业在不良的道路上滑得更远。
我曾经在2010年与国内某位管理学大师，就到底是战略决定文化，还是文化决定战略进行过争论，里面蕴含同样的道理。
他认为应该是战略决定文化，因此是先制定战略，然后再用战略去审视企业固有的文化，从而进一步断论：有利于战略执行的文化，就是所谓好的文化，就应该巩固和发扬；反之，阻碍战略执行的文化，就是坏的文化，就应该变革和摒弃。
而本人认为，应该是文化决定战略。因为，战略决定文化的背后，依然是首先假定自己的战略是正确的。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的战略都是唯利是图的战略，都是经济至上的战略，或者说都是不良、落后的战略。
按照战略决定文化的理论，与这些不良、落后的战略相适应的所谓“好”文化，也只能是不良、落后的文化；
企业中原先存在的积极向上的好文化，由于与这样的战略不相适应，从而作为坏的文化而被弃之如敝履。
为此，我们韵升坚持文化决定战略，首先强调做人、做事的道德性和人性美，然后，再在这个文化的基础上，去思考战略的规划与设计。
在战略的规划与设计中，我们首先对战略进行价值的判断，去分析、判断战略背后的价值观是否与我们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相一致，对于违背我们价值观的战略，哪怕它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我们也坚决不予采纳。
现在回到创新这个话题。我们公司自创立以来一直非常注重创新。目前，公司已拥有核心发明专利120余项，先后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一项，并承担了6个国家863项目。
但在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中却始终没有出现“创新”这二个字。
因为我们坚信，要基于文化去创新，也就是说，创新必须服务于文化，一切创新行为背后的价值取向，必须与我们所倡导的价值观相一致。
搞清楚创新背后的价值取向，是实施创新前务必要思考的问题。否则，你的创新带给企业的将是一场灾难，因为你颠覆了企业的价值取向。
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话题。
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背后都承载着某种价值，为此，这就需要我们去判断、分析。
但是，对一切创新行为、或者说对一切事物的价值判断是那么的不容易，这需要我们对人性、对文化、对价值取向有着足够的理解。
2011年，公司对办公楼进行了全面改造。为了给同志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并避免因脚步声而影响大家的工作，公司特意在走廊上铺设了浅色的羊毛地毯。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一些同事的无心之失，使得一楼靠东边的地毯上很快出现了油污的脚印。
有干部因此建议，要追查并处罚脚印的“主人”；也有人建议，干脆把开水炉旁边的好地毯换成黑色的廉价地毯。
这些建议看上去“简单易行”、“立竿见影”。但我们敏感地发现，这些建议背后的价值取向，与韵升所倡导的企业文化背道而驰。
为此，我在企业内刊上发表了《黑脚印与卫生纸》一文，指出韵升推崇“文化管理”，是因为我们相信，绝大多数韵升员工都是有自尊心、讲礼耻之人，或者说都是“好人”，如果仅仅因为地毯上的几个脚印，就去追查并处罚脚印的“主人，或将地毯换成那种劣质的黑地毯，就会根本违背公司在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背后所坚持的这样一个人性假设。如因连小小的地毯也搞不好的话，就有可能会颠覆企业整个的价值取向。
要判断行为背后的价值确实非常不容易，但稻盛和夫先生教给了我们一个方法。他说：“人在判断事物的时候，并不是仅仅依靠才智，成为判断基础的乃是心态。这个心态是利他，还是利己，判断的结果将大相径庭。以利他之心为基础判断时，就能看见事物的核心，判断就很少失误。以利己之心思考时，判断就会迷惑，就会扭曲，往往导致错误的结果。”
在今天仍然健在的日本企业家中，最为德高望重的非稻盛和夫先生莫属。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亲手缔造两个世界五百强企业的人。2012年又以79岁高龄接掌了第三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日本航空公司。
我公司正在逐步推行的阿米巴经营模式，就是稻盛和夫先生所发明的，既是组织体系创新，也是考核体系创新的经营模式。
阿米巴经营往往被简单理解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在网上的“MBA智库百科”中就是这样解释：“阿米巴经营是指将组织分成小的集团，通过与市场直接联系的独立核算制进行运营，培养具有管理意识的领导，让全体员工参与经营管理，从而实现‘全员参与’的经营方式”。
但是，这样的解释根本就没有体现出阿米巴经营模式背后独特的价值取向。
2009年11月，在青岛举办的“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上，稻盛和夫跟张瑞敏同台对话。对话的是同一个主题，其中，稻盛和夫讲阿米巴经营，张瑞敏讲自主经济体。
后来稻盛和夫先生讲，“当听到张瑞敏先生说自主经营体的考核是标准利润留归公司，超额利润分给团队时，我真想站起来说，你这样是成果主义，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只是考虑到场合过于正式，出于礼貌，我最终没有说。”
稻盛和夫认为，阿米巴经营要的是整体效益。而成果主义是把收入和当期的行为绩效挂钩，这容易导致员工为了增加其个人收入而拼命抢占部分资源，造成信息资源在公司内部不流动，最终使信息资源在某一个部门中滞留，也让部门之间形成厚重且无法逾越的部门墙，从而影响整体配合的效果。
所以，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经营与张瑞敏的自主经营体，是两种制度创新、两种考核方式背后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也由此导致企业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
稻盛和夫再三申明，阿米巴经营不是人们所称道的“经营诀窍”。仅仅模仿阿米巴经营的做法，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成效。其原因在于，阿米巴经营是以经营哲学作为基础，有着独特的价值标准。只有奉行同样价值标准的企业，才可能真正运用好阿米巴经营模式。
稻盛和夫认为，阿米巴的价值判断标准不是“作为公司何谓正确？”，更不是“作为经营者的我个人何谓正确？”，而是“作为人何谓正确？”。只有这样的价值标准才具备普遍性，才能够与全体员工所共有。
回顾我前面的演讲，也正是从“作为人何谓正确？”，“作为人应追求何种价值？”展开，并强调应该以此作为我们创业背后的价值动因、创新背后的价值取向。
而我的体会就是，只要我们坚持做好“人”、做个好人，做个懂得利他的人，我们就能做好企业，就能在正确的道路上开创出一个好的企业。
（三）坚持利他的创业与创新理想
在本次演讲结束之前，我想表达自己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不仅要基于利他的价值动因去创业，不仅要基于利他的价值取向去创新，更要在创业和创新的道路上，始终坚持利他的情怀，始终坚持利他的理想。
我今天的谈话内容也基本上是围绕这样一个理想而展开。这样的谈话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这似乎是一种时代的悲哀。“理想主义者”在今天似乎成为一个不太好听的一个词，因为，当今社会已经不喜欢谈理想，或者说羞于谈理想。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来谈论理想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或者不切实际。
但我从不讳言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因为我相信，如果你不希望堕入滚滚浊流，如果你希望自己的人生富有意义、富有价值，没白来这世界走一回的话，你就必须做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愿意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和大家在这里谈谈理想，也是因为我相信，你们或许也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因为在你们给我拟定的今天交流的主题“创业与创新”中，也表达了这种理想。或者说，有创业与创新思想的人，本身就一定是理想主义者。
我只不过是把这个理想在价值取向上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希望大家无论是在创业还是创新的时候，都应该把利他的思想作为价值的原点，把帮助他人生活得更有价值，作为自己的价值归宿。
熊彼特曾经是德鲁克父亲阿道夫·德鲁克的学生。在《大师的轨迹》的这本书中，详细地记载了熊彼特对德鲁克深远的影响：“1950年元旦，德鲁克驾车带着父亲阿道夫去拜访熊彼特。谁也没想到，两位老人家那次闲话家常中的一段对话，竟然成为了德鲁克一生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熊彼特回答阿道夫的一个问题道‘你知道吗，阿道夫，在我现在这个年龄来看，人们若只晓得我写了几本著作、发明了一些理论，我认为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你就不能说你已改变了世界。’德鲁克说他‘从未忘记那段对话’，而且这句话成为衡量他一生成就的指标。”
所以，今天的人们喜欢引用乔布斯那句“为改变世界而来”作为自己创业的理由时，却忘记了熊彼特如下的这句忠告：如果你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不能让人们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不能让人们成为他们本来可以成为的更好的人，你就不能说你改变了世界。
但是，要想改变人们的生活，要想赋予人们的生活以新的意义，在今天的社会中已十分困难。
因为当今的社会已经患上了一种“意义缺乏症”和“道德缺乏症”，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不可避免都会受到上述症状的侵蚀与影响。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去坚持教化人心的创业与创新理想，就显得格外的痛苦与艰难。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惟有如此，才彰显出我们坚持这个理想的可贵，才彰显出我们的勇气、抱负与担当。
我在2012年年度工作报告的最后部分，特别提到了推行韵升新企业文化的困难时曾指出：梁漱溟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他的晚年口述整理成两本书，一本叫做《这个世界会好吗？》，一本叫做《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前者是他对这个社会的提问，后者是他给出的回答。
“吾曹”就是“我们”的意思。梁先生的原话是说，要改变社会就一定有办法，关键是看大家做还是不做。要大家做，首先需要我先做。如果我自己都不做，还能希望谁去做呢？所以，“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面对着这个道德失范、良知丢失的当今社会，公司新企业文化正是我们为此而给出的回答与付诸的行动。
给出这样的回答，需要勇气，付诸这样的行动，更需要坚持。在给出这样的回答、付诸这样的行动中，一定会有艰难困苦，一定会有心酸委屈。可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我相信，大家在创业和创新中如果要奉行“利他”这个圭臬，一定也同样会面临各种艰难困苦、心酸委屈。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了这样的理想，就一定要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使命与担当，因为，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培养出来的人有顶天立地的人格，有使命感、责任感，这是中华文化绵延几千年的一个奥秘。
从孟子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把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利益作为人生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要有一批人去承担这样的历史重托。
今天，要想推动社会进步，企业乃是最合适之机构，而在座立志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同学们乃是最有希望、最有能力之群体。
李嘉诚先生2012年在长江商学院有个演讲，演讲的主题是希望MBA们“要以人类幸福为己任”。
他在演讲中提到，“有能力的人，要为人类谋幸福，这是任务。历史中有很多具有创意、有抱负的人和群体，同心合力，在追求无我中，推动社会改革进步。天地之间有一不可衡量、永恒价值的元素，只有具使命感的人才能享有的。这不是秘密，可惜，三岁小孩知道的事，不是人人做得到。”
在座诸君都是有使命感的人，我深信你们一定比我有成就，比我有能量。我惟愿大家将能量、将天赋投身到更多的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社会的进步的事业中去。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因此获得很大的成功。
由王家卫执导、拍摄的电影《一代宗师》的剧本里有句台词，听了令人感动不已，那就是：“有一口气、点一盏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要信念一直在，就总有被回应的一天；哪怕现在无人理解，终究会有被人理解的一天。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将这种信念加以推行。能度一人是一人，能成一事是一事。
王家卫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时候，特别解释了“念念不忘”的含义。他说，“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初衷，叫做不改初衷是英雄。不迷不成家，你必须对你的事业念念不忘，你要专注。不断灌水的时候，结果这个树才会长出来。”
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理想，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初衷，就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只要自己念念不忘、不改初衷，就一定会等到成功的那一天。这是因为，“自助者、天必助之”；更是因为“利他者，天必利之。”
最后，我想把前面提到的这两句话、一共是16个字送给在座诸位，作为我对大家在创业与创新之路上的寄语，并以此结束我今天的演讲。
那就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为利他——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对前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