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先生东渡日本，发表旨在改造国民素质的长篇著作《新民说》。其中有一节叫做《论自尊》，开篇就写到，“日本大教育家福泽谕吉之训学者也，标提‘独立自尊’一语，以为德育最大纲领。”文章极力强调中国民众之“自尊”，因为“自尊与不自尊”，实在是区分“天民与奴隶之绝大关头也”。
由于公司收购了日本日兴公司之缘故，为此，本人赴东瀛的机会就多了。每次赴日，次次均深切感受到日本民族和日本国民那种强烈的自尊心。所谓“自尊”，表现为自尊、自重和自爱，同时也包含要求他人、集体和社会对自己尊重的期望。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很难得到他人的尊重；一个渴望得到他人尊重的人，其必有强烈的自尊，后者正是近世纪来日本大和民族文化的最大特质。
中国是个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礼仪之邦，文明源远流长。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的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先后19次派出遣唐使团，不遗余力地将中国的文化搬到日本，经过消化、吸收并改造后融为日本的民族文化。然而，在世界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的历史关头，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夜郎自大、腐朽没落，最终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败下阵来。尔后，仓促搞起的洋务运动，只是学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但努力学习西方制度文明的戊戌变法恰被慈禧太后所扼杀。二十世纪初，致力改变思想文明的新文化运动，在“打倒孔家店”，把老祖宗的东西批得体无完肤的同时，现代思想的启蒙任务却始终没有完成，中华文明从此被拦腰截断。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更把中华文明优良传统彻底打倒在地。随着改革开放，在带来国家、个人物质富裕的同时，由于文化的迷乱与道德的沦丧，隐藏在人性深处的私欲、贪婪犹如打开后的潘多拉魔盒，霾雾弥漫在整个社会的角落，许多丑恶被重新激活、沉渣泛起。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文明中很多美好的东西，在今天已经被抛弃、被污毁、被杀灭，民变得不懂礼耻，众变得不知自尊。
与我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代日本文化的积极求变，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为代表，主动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同时又严谨地保留着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在日本极其强调个人的“自尊”，认为“自尊”是来自于他人的肯定，也就是绝不可因为自己不当的行为而遭致别人的批评与嘲笑，绝不可做那些会让自己在社会上蒙受耻辱之事。
正是因为有强烈的自尊，才会产生日本民族强烈的礼耻心。自尊与礼耻，两者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关于日本文化研究的名著《菊与刀》中就特别指出，日本文化相较于美国文化的最大区别就是一种强烈的“耻感文化”。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对自己不恰当、不合适的行为不知惭愧、不觉得丢脸，那就是不知礼耻，这样的人也永远不会有自尊。因此，自尊的日本人相信，“知耻为德行之本”，“对耻辱敏感就会实践善行的一切准则。”
人生十分短暂。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活出自己人生的尊严，活出自己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价值。换句话说，我们都应该“自尊”。而日本国民的“礼耻文化”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一个人如果能懂得“礼耻”，就会格外地珍惜“自尊”。
所以，“耻之一字，乃人生第一要事”；或者用孟子的话说，“无羞耻之心，非人也”。有了礼耻心，我们才会对自己的不当行为感到害羞；有了礼耻心，才会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而惭愧；有了礼耻心，才会在我们辜负了他人的期望时觉得内疚；有了礼耻心，人才能节制自己的行为，严格把握自己，有尊严地工作与生活。
韵升的核心价值观是“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对每个韵升人来说，只有首先做一个有“自尊”的人，做一个讲“礼耻”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然而，我不得不痛心地指出，我们公司中的极个别人中，有的曾经是公司的高管，有的曾经在我身边工作过，有的则是公司多年的老员工。每当念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却让我等唏嘘不已，因为他们连自重都不懂，更罔知何谓自尊！
曾一度成为韵升高管的那位先生，在公司工作也有多年。负责任地说，其发迹全凭公司的人本思想，亦纯属公司的着力培养。其加入公司之前，在一家国有企业主持工作，因企业经营不善，自己也沦为“无业游民”。经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介绍，公司终将其收留。自此，他从一般行政人员做起，慢慢被公司培养成为管理人员、车间主任、子公司一把手，并最后成为公司一高管。此人人品貌似耿直，在公司内被认为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典范。岂料他在子公司任职期间，私底下就已经在与公司同样的业务上暗作投资。更为卑鄙的是，在担任公司高管后，竞指令下属公司主动放弃一些高毛利的产品，为其日后从事见不得人的勾当埋下伏笔。待条件成熟、万事俱备后，此人向公司提出辞职，说是先要休息一段时间，有可能去“自主创业”。我等再三挽留不住时，还热诚告之：日后若有困难尽可找公司相助。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当他离开公司后，即刻购置设备，高价挖取公司员工，且频频拜访公司客户等等，准备与公司的这家下属单位大干一场，决一雌雄。目前，该企业在与我公司这家下属单位竞争之后，已趋于破产边缘，他自己也落得臭名远扬的下场。大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自绝于公司”的道路，其实道理很简单，一个完全丧失了“礼耻之心”之辈，哪有自尊、自重与自爱？
还有一位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即在我身边工作三年余。公司出于对他的爱护和培养，将其调到下属子公司任职锻炼，后逐步成为所在企业的领导成员。同样，他也完全不懂得自尊、自重与自爱，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炒股失败、经济拮据，造成心力憔悴，尔后向公司提出在家休整一段时间的要求。公司念其工作辛劳之故，同意他的请求，在家休息工资照发、福利不减、待遇不变。但他竟然暗中联络了一家与其所在子公司从事同样业务的江西企业，因该企业人才匮乏，他潜回宁波，在一家宾馆里频频找我公司下属单位的员工谈话，以利益相诱惑。“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此人从就业入职到成家立业，始终离不开公司的苦心栽培与爱心扶持，结果却如此以怨报德，不知其内心是否有过点滴羞耻愧疚之感？
机电研究所有一位50多岁从国有企业转制过来的老员工，每天早上六点多就赶到公司，乍一看以为其工作勤奋，老当益壮，却不料此人乃偷鸡摸狗之徒，原材料、半成品乃至生产工具，公司任何值钱的东西他均不放过，其助动车的后备箱里尽是脏物，到手之后堂而皇之地走出公司大门。有道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他最终被抓了个现行，落个“晚节不保”的悲惨下场。
今天的社会充斥着“金钱崇拜”。上述这些人的行为，该是被贪欲所累，但说到底，则是全然丧失了“礼耻之心”，以至于对自己的丑恶行为不以为耻。不知他们可曾思忖过，即使最终能挣得个腰缠万贯，又如何向亲友介绍自己的“万贯”之来源？如何向后代传授做人之道理？我们要敬畏上天，冥冥之中必有因果报应。常言道：“多行不义必自毙”。一个礼义丧尽、廉耻坠地，丧失自尊、毫无礼耻之心，彻底失掉做人之大节的人，其最终也必然被社会所抛弃，被后人所不齿，被历史所鞭笞。
上述这些人在韵升的广大干部员工队伍中，毕竟是极少数，他们的行为很容易被大家所不容。但是，我们很多韵升人并没有认识到，也有那么一些行为，同样与我们的身份和责任不相称，同样得不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同样是属于不讲“礼耻”之为。
在我们的员工队伍中，多数人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但确实也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工作态度不端正、工作目标不明确、工作过程中不尽责、工作质量不尽人意。这些人往往把工作看成一只轻飘飘的饭碗，却没有视为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样的行为同样是一种不懂自尊的表现和丧失礼耻的行为。
我很欣慰地看到，公司许多干部、很多管理者都能自重、自爱、自尊，也是克己复礼、尽职尽责的榜样与模范。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一些干部离自重、自爱、自尊尚有一定的距离。主要表现在：对自身的要求尚不高，工作作风尚不实，工作方法尚欠妥，管理风格尚粗放，对下属的帮助和支持尚不够，敢于承担责任的底气尚不足，总之，离公司的要求尚有差距。我们应该明白，所谓“权威”不是有“权”就有“威”，权是上面给的，而“威”恰恰必须依靠你的工作态度、能力和自身的人格魅力来获取。
人格的魅力从哪里来？我们若能做到自重、自爱和自尊，若能具有礼耻之心，其必有人格之魅力，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将成为员工之楷模。如果当着“高官”、拿着“厚禄”，却忘了自重、自爱和自尊，丢失礼耻之心，做了、讲了一些与自己身份和地位不相称的行为与言语，那就不但失去干部的人格魅力，也得不到大家的尊重，甚至会遭来他人的耻笑！
韵升的干部员工要努力改变不讲或少讲礼耻的行为，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大张旗鼓地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动因所在。《论语》“为政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叫做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含义是，若仅以制度治民，民虽能免于犯罪，但却不知犯罪行为是耻辱的；若以文化教民，民便有羞耻之感，从而自觉地有所不为，自觉地避免犯罪。
文化建设的关键正在于“礼”和“耻”这两个字，其目的就是让人们发自内心地“有所为有所不为”。能让人们产生羞耻感的绝不是“制度”，而是“礼”，也就是道德规范、行为规矩，是蕴含在心中的“文化”。当人们真正有了“文化”以后，有些事情，虽然没有制度的激励，但基于“礼”，“我”应该去做，就一定会做；有些事情，虽然没有制度的约束，或者说做了可能也不会犯法，但“我”却绝对不做，是因为那样会让“我”觉得“羞耻”。
此次提炼的公司“新企业文化”，特别是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和“三字经”，就是要明确韵升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也就是要明确韵升人所应奉行之“礼”。当这些“礼”在韵升人心目中真正扎下根来，我们的为人处事就会有一套全新的判断标准，我们也将因此产生“礼耻之心”，从而对有些事情“有所不为”。韵升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目的正是希望所有人都讲“礼耻”，换句话说，衡量韵升企业文化建设是否成功也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大家是否都能讲“礼耻”。
当然，我们清楚，最难改变的是“人”，特别是当我们这些“人”身处一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宏观环境之中，随时受到社会上各种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思想的侵蚀、影响。这就好比是一个阵地，如果我们不用“礼”去占领，员工的思想就可能被各种“耻”所占领，进而陷入“无耻”的人性泥沼。我们“明知其难而为之”，就是希望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彰显一个卓尔不群的企业的价值。我们不但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公司的员工，还希望公司员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社会上更多的人。惟其如此，韵升方可以成为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企业”，韵升人方可以成为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
东瀛归来，我深感中国民众和日本国民最大的差别、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最大的差距，并不在于科学技术或社会制度的差距，而在于这种礼耻之心的差距，也就是在文化上的差距。我确信，无论是一个人、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如果把“礼耻”抛诸脑后，置之度外，那么，这个人、这个企业，乃至这个国家都将绝无前途。
今天，韵升旗帜鲜明地讲“礼耻”，就是希望能把大家从麻木的心理状态中唤醒。此举，意义不可谓不大；此行，道路不可谓不艰；我愿与诸君一起，上下而求索之！
（2010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