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先生曾对儒学有过著名的“儒学三期”的分类。
“儒学第一期”是指从先秦到汉，是儒学从齐鲁的地方文化发展成为中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礼”的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正是我《<论语>与礼仪》一文所阐述的内容。
“儒学第二期”是指宋明时期，儒学传播到韩国、日本等国家，儒家思想也因此从中原文化发展成为东亚文化的主流。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企业（当时叫“商贾”）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并推动了东亚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的崛起。这正是我《<论语>与企业》讲座所介绍的内容。
“儒学第三期”是指上世纪的“五四运动”后，针对今天中国乃至全球的社会问题，着力研究儒家思想应当如何发挥价值。我今天与大家讨论的就是《论语》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一）《论语》与“为己”
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举行。这个会议被誉为“哲学界的奥运会”。世界哲学大会于1900年创立，5年举行一次，这是首次在中国举办。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学以成人”。简单说，就是“学做人”。
为什么要定这个主题？用杜维明先生的话说，因为“学做人”已被全世界的哲学家共同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思考而又特别严峻的重大问题”。
说到“人”，这正是《论语》研究的首要问题。在《论语·学而》篇中，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说的是，不怕别人不了解我，怕的是我自己对“人性”不了解。这个“人性”不但指他本人，也泛指我们作为人所共同的“人性”。
要做“人”，首先要知“人”。这话看上去易，实则很难。
最近，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宣布完成“世界上首例基因编辑婴儿”，整个社会为此闹得沸沸扬扬。
从科学角度来讲，这位贺教授应该是很“知”人了，甚至“知”到对“人”的基因也可以作出任意编辑的“水准”。但是，他不知道对还没有出生的婴儿以科学的名义进行任意的基因改造是严重践踏人类伦理的。这样的做法既不人道，更反人性。
著名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教授谴责说，“这种行为是远远低于我们能够接受的底线的，是最不道德的。”
这位贺教授虽然是科学家，但在知人乃至做人这个问题上，却是荒谬至极。
为此，这个“学做人”的“人性”需要好好理解，而对如何“学”也需要好好地理解。
这个“学做人”的“学”源自于《论语》。整部《论语》是用“学而”所开篇的，第一个字就是“学”，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意思是“学到的知识若有机会付诸于实践，那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由此可见“学”的重要性，以及“学”在《论语》里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何谓“学”？梁启超先生在《孔子与儒家哲学》一书中讲到，孔子讲的“学”并不仅仅是从书本里学知识。
在《论语·学而》篇中，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用现代汉语来说，意思是“君子吃不求饱、住不求安，做事灵敏、言谈谨慎，积极要求上进，就算好学了”。
在《论语·子张》篇中，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这里说，好学就是“日日月月都要反思自己的不足之处，日日月月都要努力做自己能做之事”。也就是说，每天在做事上进步一点，每月在修身上提高一些。日积月累，这就是好学了。
可见，孔子的“学”就是“学做人”；而“学做人”的目的，则是实现对自我的提升。孔子之学，也因此被称为“为己之学”。
在《论语·宪问》篇中,有一句名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为学的目的是修养自己，而不是展现给他人。
孔子在这里分辨“学”之差异，所强调的是真正的“学”是“为己之学”，要不断地提升自我。在孔子看来，“学”是为了提升和成就自己。但这种成就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功成名就”，而是人性的成就。
宁波乡贤王阳明在15岁的时候，问了老师一个问题，“何为天下第一等人？”老师说，“读书登第。你好好念书，你父亲是状元，你也可以成为状元。”王阳明回答说，“状元不是天下第一等人，做圣人才是天下第一等人。”王阳明这里所讲的圣人，就是一个人性完美、道德高尚的人。
做这样的圣人，也正是孔子真正关心的问题。
然而，现在我们的国人在关心什么？
今天市面上流行两类与“人”有关的书：一类是教人怎样在名利场上钻营与出人头地；另一类是教人怎样市侩地处理人际关系，溜须拍马、媚上欺下。这些书都打着“经营自我”、“人生策略”之类的旗号。光看这些书名就让人恶心，居然把自我作为经营的对象？
孔子从不谈经营自我与人生策略，他谈得更多的是人生的意义与人生的理想。
“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告诫我们，“人生在世，为人之道，要避免陷入误区，就要先熟读《论语》。”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物欲的社会，很多人被物质所蔽，许多人为名利所惑，造成人性的丧失和自我的迷失。为此，学《论语》就显得特别有时代意义。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同新儒学大师徐复观先生在《中国人文精神与世界危机》一文中所说：“在此情形下，人变成了一个纯物欲的存在；在物欲中，淹没了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人变成了物，只有洋房、汽车、黄金、股票等等，这是个很大的危机。”
很多人作为一个“人”，“他们在生理上已经衰老，但在心理上却没有满月；他们的躯体已经接近坟墓，但在人格上却没有健全。”
商人造假、学者抄袭、歌星吸毒、官员贪腐，这些所谓“成功人士”的行为，都是丧失人性的表现。
要强调的是，正如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所指出：孔子教我们“为己之学”，不是让我们不顾身外之物，他只是让我们把关注的重点从外面放到自己身上，放在“如何成就自己”上，因为只有成己才能成物，为己才能为人。
对于这样的“学”，还必须如孔子所说，要“学而时习之”。
这样的“学”乃是人性的提升，必须用整个人生去“习”，习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之中，习到生命的成长和人生的历程之中。
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蔡元培讲的“好学力行”，都是这个含义。只有通过这样的“习”，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学”，并最终做好“人”。
（二）《论语》与“安人”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论语》的第二句话，讲的是“安人”，或者说是人际的交往。
作为生活在人群中间的我们，如何既“为己”、又“安人”，这就是《论语》的核心。
梁启超先生在《孔子与儒家哲学》一书中也讲到，整个《论语》乃至整个儒家思想，一个是修己，另一个就是安人。梁先生写到：“儒家哲学，范围广博。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
“修己安人”一词来自《论语·宪问》篇，原文是：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
解释如下：子路问：怎样才算是一个君子呢？孔子答：修养自己，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子路又问：这样就够了吗？孔子又答：修养自己，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
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修己”或者说“为己”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第二步则是去“安人”，就是如何处理好人际的关系。
儒家在强调“为己”之后，还特别强调“安人”，这是因为人无法跳出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
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所以，《论语》不仅是一部“为己”的要义，也是一部“安人”的指南，它告诉了我们许多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和原则。
《论语·学而》篇中讲，“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这段话指出，处理家庭关系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家庭关系处理得好，工作关系、社会关系自然就会处理得好。
我们常常用“以德报怨”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的美德。但孔子对此明确反对。他在《论语·宪问》篇中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如何报德、如何报怨？孔子说：要用公平、正直来回应怨；而面对恩情，必用恩报。
可见，孔子的思想对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指南。
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存在很多问题，最大的表现是人际关系的冷漠。这是当今社会道德丧失的体现。
2018年10月28日上午十时许，重庆万州发生了一辆大巴在长江二桥坠江的重大事故，车上司乘人员全部遇难，事件震惊中外。调查表明，大巴坠江的直接原因是一位女乘客在乘车过程中与驾驶员发生了争吵。蛮横耍泼的女乘客、情绪失控的男司机、冷漠无情的乘客们，造成一个不该发生的重大悲剧。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双方的争执中，车上的乘客无一出来阻止，个个袖手旁观，每人都置身于度外，这种集体的沉默，从而造成一场集体的沉没。
在这场集体沉默背后，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的另一顽疾，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或者说人际关系的疏离。
这样的人际疏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淡漠，包括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等等。另一个是熟人之间的关系失序，这体现在家庭成员之间缺乏足够的尊重，朋友之间缺乏足够的真诚，伙伴之间缺乏足够的坦诚等等。
要解决这样的人际关系问题，我们还是要从《论语》中去寻找答案与智慧。
思想家韦政通先生在《现代中国的道德问题》一文中写到，“这样的人际疏离正是道德解体的征兆，只有当人与人处在比较亲和的关系中，才能生起关切与同情。”
我们学习《论语》，就是要恢复我们的道德性，以改善当今社会这种冷漠的人际关系。因此，我们不仅可以从《论语》学习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技巧，更可从人性深处去获得处理人际关系的思想智慧。
孔子在《论语》第一段论及如何“安人”的时候，是从“朋友”这种人际关系先讲。按照儒家的说法，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有五种关系，这五种关系也被称为“五伦”，朋友关系是其中之一伦。
这“五伦”，是在《孟子》中首次提出的，分别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把朋友关系连到一起的，是一个“信”字。
在《论语》中，谈及“朋友”关系时都用一个“信”字。在《论语·学而》篇中，“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讲的都是“信”。在《论语·公冶长》篇中，子路问孔子的志向，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对朋友讲的也是“信”。
我认为，《论语》第一段从“朋友关系”讲起，其实就是要突出“信”。因为这个“信”正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石，也是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而这个“信”，不仅属于朋友之间，也存在于父子、夫妇、上下级、买卖双方乃至陌生人之间。
现代社会，正如我在《论信任》一文中所言，很大的问题就体现在，“信任不但在陌生人中不存在，在熟人之间也正在逐渐丧失。”
最近在温州发生了一个事件。一个11岁孩子失联了整整5天，全温州乃至全浙江都在为这个孩子的命运揪心。可最后发现，这不过是孩子母亲所导演的一出闹剧，其目的是为了测试丈夫对自己和孩子的重视度。
夫妻之间居然要靠“绑架”孩子来测试感情，幼小的孩子居然成了夫妻感情的试金石，这个案例足以说明，今天社会的信任已经匮乏到何种程度！
面对如此的信任匮乏，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讲到：“任何社会关系都必须建立在信任之上。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信任危机以及相应的社会秩序解体，这应当引起国人的严重关注。”
李嘉诚先生曾经在汕头大学发表题为《无心睡眠》的致辞，他这样讲到：“我活到这个年纪，各种个人得失，早被风风雨雨冲淡，还有何忧心？我只忧心，人与人之间欠缺互信。”李嘉诚先生呼吁，“构建社会信任是民族最好的无形资产”。而要重建这样的社会信任、恢复和谐的人际关系，务必要从推崇“信”、倡导“信”的《论语》中去学习。
《论语·宪问》篇讲“不逆诈，不臆不信”，说的是“不要事先怀疑别人欺诈，不要事先怀疑别人不讲信用”。为此，你首先要主动向他人给出你的信任。
第二，你要通过你的行为，去赢得对方的信任。至少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好能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最后，正如《稻盛和夫的论语》一书所言：“我们在向外界寻求信任之前，首先应该从自己的内心寻找让人信任的力量。一定不要忘记，与他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其实是自己内心的一个反映。要想培育真正的相互信任关系，首先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他人信赖的人。”
因此，要想“安人”，首先还是要“为己”，因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也正是《论语》第一段，在“安人”之前，首先讲“为己”的原因所在。
（三）《论语》与“入世”
孔子教我们“为己”，也教我们“安人”，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人群中间的“人”。
孔子教我们要在人间去解决“人”的问题。
在《论语·微子》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孔子让子路去向两个隐士问路。隐士对子路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岂若从避世之士哉？”意思是：“现在这个社会，像洪水一样的坏东西到处都是。以你们的力量，怎么能改变得了呢？还是和我们一起逃离这个社会吧。”
子路把这段话转告孔子，孔子说了这样一段名言：“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意思是说：“人不是生活在鸟兽中，我不和人打交道，和谁打交道？如果社会井然有序，那我就无需努力了。”
以上是直译，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正因为社会上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我不干谁干，我不说谁说。天下有难，匹夫有责啊。
孔子之所以是孔子，就在于他始终把自己置身于人群里、社会中。他不是社会的旁观者、更不是社会的逃避者，而是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改造者。
对于孔子这段话，新儒家大师徐复观先生阐释说：“孔子不逃避往自然，不逃避往虚无空寂，担当起人类现实生存发展的命运。”
杜维明先生更明确指出，孔子这段话体现的是一种“入世精神”，而这种入世精神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人文发展的主流。
面对现代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要向孔子学习的，就是这样的“入世精神”。
《论语·述而》篇中讲，“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担心的是人们不修德、不好学、听到好人好事不跟着做、有了错误不及时改正，这种入世精神是一种忧患意识。
《论语·子罕》篇中讲，“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很多人做事都是功亏一篑，孔子却是只要开始，就一往无前、使命必达，这种入世精神是一种不懈奋斗。
《论语·里仁》篇中讲，“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没有一天忘记自己的理想，无论顺境逆境，即便颠沛流离，这种入世精神也是一种理想坚持。
这种入世精神最重要的体现是在《论语》第一段的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意思是：人们不了解我，我也不生气，这不就是君子吗？
这里的“君子”与《论语》在很多地方讲的“君子”不同，其正确的含义是藏在《论语》的最后一段中，即：“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个“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乃是承担使命之人。
对君子来说，这样的“入世精神”还体现为一种 “以天下为己任”的大爱情怀。
《孟子》讲，“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一想到天下的人有淹在水里的，就觉得仿佛是自己让他们淹在水里似的；后稷一想到天下的人还有挨饿的，就觉得仿佛是自己让他们挨了饿一般，所以才那样急迫地去拯救他们。
这是一种对天下苍生的大爱情怀，而不是当今那些对他人袖手旁观、对社会隔岸观火的冷漠行为。
这样的“入世精神”还体现为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精神。
儒家相信“命”，是承认每个人都有一定的限制。就是说，人有很多方面是不能选择的。譬如，我的性别、我的父母、我的出生地等，都不是我可以选择的，没有选择的可能。
但是，君子在知“命”以后，却不会被这些限制所束缚。他恰恰是要把这些限制转化成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反复地在人间追求不可能的东西，那么可能的东西也实现不了。这是一句至理名言。”这就是说凡事只要奋发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成功。凡事不努力，一切皆有成功的可能，也将统统被丢失。
君子是在实践这句至理名言。因此，他不消沉、不气馁、不自怨自艾，也不玩世不恭。
君子自然不是普通人。他对普通人对自己的“不知”，自然就是“不愠”。
“燕雀焉知鸿鹄之志”——面对普通人的不理解，君子自然是一点都不生气。
“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们都在人世间，我不帮你，谁帮你？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正因为天下无序，我才需要更加努力。
要成为这样的“君子”是很难的，连孔子都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
现在我们再看看《论语》第一段，就会发现，它更有意思了。
它是从第一句“学而时习之”开始讲起，希望我们要“好学”；讲到第三句是“不亦君子乎”，希望我们最终成为“知天命”的“君子”。而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描述自己的一生，是“十有五而志于学”，然后到“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正是从“好学”到“知天命”的过程。
所以，很多学者把《论语》第一段称为“小论语”。这是因为：首先，从普通人的“为己”和“安人”，到君子的“知命”与“入世”，第一段话基本涵盖了《论语》的全部内容。其次，从开始的“好学”到最后的“知天命”，第一段话也基本涵盖了孔子的一生。
钱穆先生在《我一生内心只是尊崇孔子》这篇文章中讲到：我一生最信守《论语》第一章孔子的三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教我们的做人之道，亦即是教我们做学问的最大纲领。
在我看来，我们要真正读懂《论语》，还应该把最后一段结合起来看。《论语》的最后一段是：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这段话是完全对应着第一段来讲的。
“不知礼，无以立也”，对应的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讲的是“为己”之道，这正是我《<论语>与礼仪》所讲述的内容。
“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对应的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讲的是“安人”之术，我在《<论语>与企业》中也涉及这部分的内容。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对应的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讲的是要努力做“知命”、“入世”的君子，这正是本篇《<论语>与社会》所阐述的内容。
所以，我把《<论语>与礼仪》、《<论语>与企业》、《<论语>与社会》这三篇文章称为我的“《论语》三论”，他们从不同角度共同构成了我对《论语》的解读和对孔子的崇敬。
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帮助大家对《论语》有更多的了解，对孔子更感亲切,也因此对韵升的企业文化，对韵升提出的“企业社会学”有更多的思考与实践。
2018年已经过去，过去的一年被认为是几十年来最为艰难的一年，“经济寒冬”已成为2018年的年度符号。
面对这样的经济形势，有人悲观，有人无奈，有人无助，有人呐喊，但却让我想起《论语》中一段著名的话。
此话在《论语》中被重复了两次，它就是“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仁者不忧”说的是一个具有理想、有价值追求的人，他视危机为机会，他始终相信，只要我们致力于成为受社会尊重的人与企业，就一定会实现宏大的目标。
“知者不惑”说的是一个具有智慧的人，他是不会被当前的重重困难所迷惑，他会从解决困难中去发现、捕获新的机遇，以谋求新的发展。
“勇者不惧”说的是一个不畏惧困难的人，他比谁都清楚，在实现理想与目标的过程中，一定会面临很多困难与挑战；同时，他比谁都自信，因为他肩负使命，虽百折而不挠、历千难而不馁。
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把这句话称为“君子道者三”。
2019年将成为未来几年、十几年最为关键的一年，是决定我们国家、众多企业以及无数个体命运的关键一年，自去年开始直至今天，本人已连续为大家做了“《论语》三论”的演讲。也正是希望与要求我们韵升的干部员工，尤其是公司高管能以“不忧、不惑、不惧”之精神，去拥抱明天，实现理想，以实践我们的人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