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新识
日期:2016/8/4
“知行合一”新识
——与“良知行书院”商榷
我们将企业文化建设分成为企业文化设计和企业文化落地的两个部分。企业文化的设计是“知”，企业文化的落地是“行”，两者结合在一起，也就是“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这个概念是王阳明先生首先提出的，也是王阳明学说的核心部分。
今天大家都在讲“知行合一”，但什么是王阳明先生讲的“知行合一”、今天当如何“知行合一”，看来，许多人未必能认识得很清楚。
我们韵升是在2010年初正式提出“韵升新企业文化”的，经过一年的宣导，于2010年12月31日，我发表了《韵升新企业文化概论》一文，文中明确提出“韵升新企业文化”的建设必须要“知行合一”。
我在文中这样写道：如果把2010年称为公司新企业文化建设元年的话，那么，2011年就是我们全面落实公司新企业文化之年。在2010年中，我们更多是在“知”上做文章，那么，在2011年，我们必须要在“行”上下功夫。明代的大哲学家王阳明是“阿拉宁波人”，他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思想，推崇“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为此，对公司新企业文化的认识，只有在不断实践中才能加深，公司新企业文化是否落地、是否有效，只能通过我们的行动去证明。
但是，上述的认知还是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对“知行合一”的理解。我们认为，“韵升新企业文化”与很多企业的企业文化不同之处，是在于它讲的都是常识，它试图唤醒的正是王阳明先生所提出的“良知”。所以，“韵升新企业文化”所要传播的“知”，乃是良知的“知”。
对此，我在2012的年度报告中特别提到（我们企业文化要传播的），正是王阳明先生所谓的“良知”。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也就是说，良知就是那些不需要学就会、不需要思考就该知道的常识。
这位属于宁波著名先贤之一的明代大思想家又举例说，“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上述的诠释是：看见父亲自然就知道孝顺、看见兄长自然就要懂得恭敬，看见小孩掉到井里，就自然有恻隐之心、自然要想法去救援，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良知，是不需要别人教、也不需要别人告诉的常识。
良知的这种“知”，不同于其他的知，它是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这就是王阳明先生讲的“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
对“良知“来说，实现“知行合一“的过程，正如王阳明先生所说的“致良知”的过程。对于这一点，浙大老校长竺可桢曾阐述说，“良知即天理，致即行，知此理即行此理，故曰知行合一。”（竺校长当年浙大在西迁的时候，专门做过一篇名为《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的著名演讲，对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学说作了全面的阐释）。
王阳明先生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韵升所倡导的“知”是良知，所以，韵升新企业文化的“知行合一”，也同样体现在“致良知”这三个字。我们所有企业文化的落地实践，都是为了“致良知”——我们坚守实业、我们提倡道德；我们要求工程师要有“专业的善良”，我们要求创新必须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我们致力成为行业领袖，我们追求被社会尊重。这都是韵升“致良知“的“行”，也是韵升在实践着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学说的体现。
由于当今社会道德沦丧，良知匮乏，为此，我们的做法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有些卓尔不群，甚至不可思义，但这并不是韵升的伟大，这却却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我们经常在思考，在今天，不仅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很难，就是哪怕做一件在过去很正常、很自然的事，在今天也将会显得似乎有点格格不入、曲高和寡。
为此，我相信“良知行书院”在这方面也有很多深刻的感悟，这是因为你们做的在我看来同样具有很有价值事，但在现实中未必会有很多人去关注，来支持。
但是，我们既然作了这样的价值选择，那我们就一定要坚持我们的选择。这不仅是对韵升、对韵升人负责任，也是对整个社会负责任。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韵升有责任去推动这个社会的文化重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今天，我们不仅要为自己做好企业文化建设，也要努力去推动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去推动整个国民的文化建设。
为此，我们韵升提出“企业社会学”，我们把“韵升新企业文化”上升到“企业社会学”的高度去认识，去建设。
“企业社会学”的核心内涵是，如何把企业这个独特组织的经营管理，与每个个体的人生追求这样一个微观课题，以及整个社会的系统构建这样一个宏观课题结合起来认识，并在其中体现出企业对当今社会和当下国民的责任与担当。
企业社会学来自于韵升新企业文化的实践。从提出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认为，它是一门适用于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大企业的新学问，是一门对中国企业有意义、对中国国民、中国社会有意义的新学问。我把它称为一种面向中国企业的新的企业管理学，同时，也把它视做一次面对中国社会新的启蒙运动。
事实上，王阳明的“龙场顿悟”作为一次伟大的革命，不仅是在认识论上从朱熹他们的“格物致知”转变为“明心见性”，也是在方法论上从朱熹他们的“得君行道”转变为“觉民行道”，王阳明把他思想传播或者说启蒙的对象不再放在帝王，而在放在广大老百姓身上。其中，王阳明第一次把商人作为重要启蒙对象，把商业伦理建设作为他的“阳明心学”应用的重要领域。
我们都知道孔子是重农轻商的，他将士农工商这“四民”中，商人排位最末。
但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新儒家却充分肯定商人的社会价值。王阳明说过，“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这段表述的新颖之处就在于肯定士、农、工、商在“道”的面前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更不复有高下之分。王阳明也由此认为商人“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在过去的大知识分子中，王阳明是第一个放下身段、给商人写墓志铭的人，对于他做出这样的举动，我们现在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明代就有徽州商人喊出“良贾何负闳儒”的口号；而王阳明的信徒、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更是提出“论语+算盘”的著名主张。
所以，我认为，韵升今天提出“企业社会学”，正是对王阳明思想在今天社会最好的继承与发扬，也就是以企业和企业家为突破口与切入点，去展开一场新的良知唤醒或者说“致良知”运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良知回归，让社会重新实现和谐。这无疑是在更高层面和更大意义上去实践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
